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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原标题:法国向欧盟建言献策保护在伊朗欧洲企业利益)
建党的“他们”如何与众不同
【中国共产党与杰出知识分子】
百年政党,历久弥新。
面对这座不断焕发时代活力的百年大厦,我们不禁会问,为它打下如此牢固根基的是怎样的一群人?
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时,全国各地的50多名党员主要由三批知识分子构成: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的同盟会会员、‘五四’前后出国的留学生和在‘五四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左翼学生。”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、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,中国当时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%,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,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育。
选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反复比较、鉴别的结果。徐建刚说,这些建党的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,但他们见多识广并且一心救国、想要有所作为。他们通过观察俄国革命,对比中国的辛亥革命,进而得出结论:中国革命要想成功,也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。
回顾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创建,徐建刚认为,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,就是在这批最早的中共党员身上,看到他们对民族、对国家的担当。“这批最早的中共党员大都工作体面、衣食无忧,如果为了个人利益,根本不用冒风险去干革命。”但是,以陈独秀、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选择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,甚至不惜牺牲生命。
还有一位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许包野,他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,拿到了两个哲学博士学位,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凤毛麟角。1923年,许包野在哥廷根大学期间经朱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许包野放弃在莫斯科的优越条件申请回国工作,后来因被叛徒出卖,在雨花台被国民党残害。由于许包野在国内工作隐秘,他的夫人寻找了五十年后才得知他的下落。
“我们有的时候看革命历史看多了会流眼泪,为什么?历史本身是一次性的,不可能重复,但是人的精神会感召人。”徐建刚深有感触地说。
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的命运,中共早期知识分子把收入、社会地位甚至生命置之度外,选择在黑暗中摸索。一百年后,我们尝试去寻找他们内心的答案,理解他们的心路历程,仿佛真的感受到了那一颗颗初心的炽热。
(本报记者 任鹏 颜维琦)
福州市72例(鼓楼区2例、仓山区10例、晋安区11例、长乐区8例、闽侯县4例、连江县8例、罗源县1例、闽清县7例、永泰县2例、福清市16例、宁德市古田县1例、湖北省武汉市2例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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